现代公司如何成为躲避债务、税收和监管的法律工具

 2022-01-17    346  

自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、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,西方世界的“右翼民粹主义”这个词就经常出现在中国人的视野中,基本态度是反对全球化、产业外包、移民等。既然有“右翼民粹主义”,按道理讲,应该有对应的“左翼民粹主义”。


2019年,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卡塔琳娜·皮斯托(Katharina Pistor)的近作《The Code of Capital: How the Law Creates Wealth and Inequality》 (《资本的编码:法律如何制造财富与不平等》)


皮斯托认为,西方世界愈演愈烈的不平等的根源不是外国移民或产业外包,而是资本,尤其是金融资本,因而否定了流行的主张私有产权、去监管的新自由主义。但批判资本,并不意味着她赞同马克思主义。她主张,法律在制造资本的过程中扮演了核心角色,法律人是编码资本的主人(true masters),制造了不平等。皮斯托批判资本,又拒绝阶级叙事的立场,在她的同事、哥大历史系教授亚当·图兹(Adam Tooze)看来,就是一种“左翼民粹主义”。[1]


本文是一篇简短的书评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,书评的功能之一,是帮助同行和读者筛选信息,让读者快速把握一本书的大致内容,判断这本书对自己是否有价值。因此,我首先将简要介绍本书的内容。同时,一本书往往要放进一个参照系里,才能看出它相对于已有著作的新意与不足。马克思主义是本书重点回应的对象,所以,我接下来会简要评论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处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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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本=资产+法律编码


皮斯托指出,当代的贫富差距水平,甚至超过了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旧制度时代。1980-2017年间,新增财富的分配情况像一个“大象曲线”,顶层1%的人切走了27%的蛋糕,而底层50%的人口只分到12%,不到前者的一半。由此,法治也成了“资本用法律统治”(Capital Rules by Law),严重侵蚀了法律和法治的正当性。她认为,马克思主义和全球化都不能很好地解释这种现象。要回答当代不平等的根源,就要先搞清楚一个根本问题:资本一开始是怎么创造出来的?


皮斯托的答案是,资本的本质是一系列法律属性,资本创造财富的秘诀在于它的法律编码。具体来说,资本=资产(asset)+法律编码(legal code)。资产可以是土地、房屋、汽车等实物,也可以是专利、技术知识、金融资产、数据等无形物。从古至今,资产千变万化,但所有资产都需要法律编码赋予它们四种法律属性——优先性(priority)、持续性(durability)、普遍性(universality)、可兑换性(convertibility),才能转化成资本,获得创造财富/收益的能力。


简言之,资产→法律编码→资本→财富/收益。


优先性很好理解,它本质是对各种权利主张的排序,给某些人优先于其他人的特权。典型的例子就是破产法中的担保债权和无担保债权。当债务人破产时,担保债权人享有优先于无担保债权人受偿的权利。


持续性则赋予一种优先权在时间上延续的能力,相当于权利的“寿命”,从而允许财富的积累和代际传承。


普遍性则指前述优先性和持续性不仅适用于法律关系当事人,同时可以对抗其他一切人,是一种对世权,是权利在空间上的延展。


可兑换性,是指这种资产兑换成国家货币的能力。对金融资产来说,可兑换性尤其重要,它意味着流动性,可以随时找到买家。金融投资者一般都追求短期收益,需要及时买进卖出,可兑换性/流动性越好的资产,就越方便找到下家,卖出套利,因而越有投资价值。国家发行的货币,就是一种流动性非常好的资产,但私人不能像国家那样发行货币,因此,法律编码的作用,就是赋予某种金融资产尽可能接近国家货币的可兑换性/流动性。


经过法律编码,一个人就在一段时间内对一个资产拥有了优先权,国家会动用强制力保护你的权利免受其他人侵犯,你可以任意处置,比如兑换成货币。这些特质表明,资本天生就离不开国家权力。皮斯托认为,流行的自由主义老说“私有产权是对国家权力的限制”,但事实恰恰相反,国家自始至终参与了资本和私有财产权的创制,离开了国家,资本主义压根“无法呼吸”。


然而,资本的法律编码是一个去中心化、高度碎片化的过程。国家并不控制资本的法律编码,资产持有者也不像马克思描述的那样直接掌控国家政权。在皮斯托看来,真实的过程是,资产持有者雇佣律师,从不同时代、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里寻找有利于自己的补丁,给自己的资产拼凑出一个法律外壳(legal shield),在全球范围进行金融、税务、监管套利。用她的话说,这是一个七拼八凑的“法律帝国”。


根据《The Code of Capital》,几百年来,资本的外表虽然经历了深刻的变迁,但其源代码一直没变,今天给资本编码的法律制度,仍然是欧洲封建时代发明的。法律编码的核心手段,是物权、合同、担保、信托、公司、破产等法律。勾勒出全书的基本分析框架以后,接下来,皮斯托用这个分析框架分析了几种不同资产的法律编码,分别是土地、公司、债务、专门技术。


美迪奇家族与雷曼兄弟


有时候,一个东西的优点,也是它的缺点。皮斯托的专业是公司法和商法,所以这本书有大量高度专业的法律、金融、票据“黑话”,令非专业读者望而生畏。不过,她讲了很多有趣的故事,多少弥补了专业术语带来的阅读障碍。


法律编码的核心功能,是帮助资产持有人创造收益,同时躲避债务、税收、监管等等损失。从古至今,欧洲人发明了很多法律工具,保护自己的财产免遭债权人的无限追责,比如罗马人的私产(peculium),英国地主的信托(trust),佛罗伦萨的合伙(partnership system)以及今天的公司(corporate)


大家一般以为公司是一种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法律组织,但皮斯托重点分析了公司的另一个功能——资本铸造厂(capital mint)。她说,现代公司的三个重要功能是充当保护壳(entity shielding)、转嫁损失(loss shifting)以及“不死之身”(the prospect of immortality),或曰永续经营,公司越来越成为躲避税收、债权人、监管的法律工具。我们不妨看看美迪奇家族与雷曼兄弟的故事。


美迪奇家族是1434-1530年间统治了佛罗伦萨将近一个世纪的名门望族,业务遍布罗马、安特卫普、伦敦、布鲁日、巴黎等欧洲大城市,涉及纺织、银行、贸易等。美迪奇家族的法律结构就是当时流行的合伙制。


家族的高级合伙人坐镇佛罗伦萨,同各地的初级合伙人分别签订协议,通常为期5年。高级合伙人提供50%或更多的资本,每个地方的业务单独经营,账目独立,每年至少送交高级合伙人审核一次。营业利润,初级合伙人扣除自己应得的份额后,上交佛罗伦萨。


1453年,一个商人从美迪奇家族的伦敦分支机构那里买了一批纺织品,却跑去布鲁日起诉美迪奇家族合同违约,说美迪奇家族是一个完整的整体。他也许觉得布鲁日的美迪奇合伙人资产更多,或者在布鲁日起诉更容易胜诉。法庭最终判他败诉,理由是同他签订合同的是伦敦的初级合伙人,应该首先由伦敦的初级合伙人赔偿他的损失。


美迪奇家族的法律结构,类似轮船的水密隔舱,各地的业务相互独立,哪怕某地的业务出了问题,也仅限于当地的一条业务线,不会波及家族和其他业务线。以今人后见之明的眼光看,与现代公司相比,美迪奇家族的合伙制只是一种弱化版的“资本铸造厂”。雷曼兄弟的法律结构高度类似美迪奇家族,但精致得多,是现代公司作为“资本铸造厂”功能的极致化身。


雷曼兄弟在全球26个司法管辖区设立了209个下属公司,此外还有数百家特殊目的实体(special-purpose vehicle)。他们的玩法是,由于子公司信用有限,如果子公司自己出去借钱,肯定借不了很多,于是母公司给他们担保,因此子公司就能借到更多的钱。但母公司给子公司的担保形式是合同,这样一来,母公司的股东就继续受有限责任的保护,不用承担子公司的债务风险。同时,母公司也用自己在子公司的股份作为抵押,出去借钱。这样一来,雷曼兄弟的母公司与下属机构,经由债务,构成了一个极其错综复杂的网络,杠杆率惊人。


在雷曼兄弟的法律结构中,母公司的股东是最大的受益人。他们可以通过分红、出售股份得到母、子公司的收益,同时有限责任又保护他们免于承担子公司的债务。即便市场已经开始萧条,母公司股东的分红依然不受影响,破产前两年,雷曼兄弟给股东分了6.31亿美元。这还算少的,同一时期,花旗、摩根大通、富国,分别给股东分了160亿、110亿、100亿美元。


然而,雷曼兄弟这种相互担保、重复抵押的玩法,将杠杆率推高到不可思议的程度,根本不可能持续。等到危机终于爆发时,股东、高管拿钱走人,损失却转嫁给债权人、雇员、公众,最后由政府用纳税人的钱给他们收拾烂摊子。雷曼兄弟的债权人,每投资1美元,只能收回21美分。


事实上,雷曼兄弟的玩法并不新鲜,19世纪中期法国人早就玩过这种套路。1852年,一帮法国人游说政府,拿到银行业牌照,成立了信贷公司Crédit Mobilier。创始人个人担保,募集6000万法郎,实际只到账了3000万。然后又吸收了1.2亿存款,发行债券募集到6亿,这些钱本质都是债务。他们拿这些钱/债务去投资法国和整个欧洲各种基础设施项目,入股铁路、运河、公路、采矿公司,然后继续拿这些股份作为担保,发行债券筹新钱。而且,Crédit Mobilier分给股东超高的红利,一为了推高股价,二吸引新的投资者。


但是,他们投资的基础设施都是长期项目,收益率注定不会很高,这个游戏根本不可能长期玩下去,本质就是庞氏骗局,借新还旧,击鼓传花。等到投资者发现不对劲,要求退出时,已经来不及了。最后,法国央行不得不出手收拾了Crédit Mobilier留下的烂摊子。早在这家公司破产前10年,马克思就在《纽约论坛报》上发文章,预言Crédit Mobilier的游戏注定玩不下去,恐怕免不了要皇帝给他们兜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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